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农村社会工作先驱;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1925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1952年在重庆服用安眠药辞世;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且在几个方面都各有成就。

人物简介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

   

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

民生公司到1949年，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

   

    从自学成材始，到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多有建树。

  

他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成功。他一生俭朴勤奋，公而忘私，服务社会和人群。他崇尚务实和科学精神。

  

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

生平事迹

卢作孚（1893年~1952年），重庆市合川人，民生公司的创始人、中国航运业的先驱，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材，历岁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所著《应用数题新解》一书，当即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   

辛亥革命初，宣统二年（1910年）在成都他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1914年周游上海、北京，后回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后又去成都，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因四川军阀混战，中途被迫夭折。

1924年，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然而红火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于是，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当初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位于重庆市合川肖家镇的卢作孚故居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此间还曾担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的太古、信和、日清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水脚，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竞争非常激烈，华轮公司面临破产境地。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外轮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和"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等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严重打击了外轮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主张将川江所有华轮公司联合组成一个公司，一致对外。于是从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凡是愿意售卖轮船的公司，民生公司予以收买，凡愿意同民生合并的公司，其轮船财产均以较高价格折价，然后用部分现金偿还原公司的债务，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人员全部接收，量才录用。如此，不到一年，即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轮船公司，接收轮船门只。接着便向重庆下游扩展，又合并了7个公司。

刘湘、刘文辉等军阀的船只亦以高价收买入股的方式，变成了民生公司的产业，从而合并和卢作孚画传收买华商轮船28只。到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和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信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这时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

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爱国情怀

 

  

卢作孚发起成立重庆救国会始末

——抗日救亡纾国难　赤诚爱国写春秋

卢作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情怀终生不渝，成为他生命历程的主旋律。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外敌入侵，卢作孚挺身而出，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发起成立重庆救国会，动员社会各界人士抗日救亡共纾国难，表现出一代仁人志士的崇高民族气节和赤诚爱国精神。

东北沦陷后，各阶层爱国人士无不痛心疾首。鉴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1931年12月下旬，黄炎培、马相伯等在江苏发起成立的江苏国难救济会，致电卢作孚，吁请共同发起成立救亡团体。电文希望卢作孚发挥个人的影响和作用，在重庆作组织发起工作。收到电文后，卢作孚积极响应，出面联络重庆各界爱国人士何北衡、梅际郇、文伯鲁、康心如、胡景伊、徐中甫、罗春士等。

1932年1月23日，重庆救国会正式成立。当天在重庆陕西街青年会举行成立会，与会的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商界领袖共23人。会上确定救亡团体的名称为重庆救国讨论会（即重庆救国会），通过了会员规约，推选卢作孚等5人为干事，康心之、陈碧涵为文书干事，黄次咸为庶务干事，谢琴生为图书干事，卢作孚被公推为总干事，全面负责会务工作。经卢作孚运筹谋划，重庆救国会即行开展活动，发表救国通电，讨论救亡对策，宣传鼓动抗日，编发战事消息，报道救亡活动，组织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抗战。重庆救国会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上海军民的英勇壮举，要求抗击日寇，抵抗侵略的呼声高涨，卢作孚赓即以重庆救国会的名义发表致各军事首领的通电，卢作孚在电文中慷慨陈辞，呼吁各军事首领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关头，以国家利益为重，捐弃成见，谋求团结，一致抗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抗战的枪声在上海打响，2月1日至5日，卢作孚连续主持召开3次干事会，商讨议决重庆救国会的工作重点：一是声援十九路军，一致要求抗日；二是刊印紧要消息，报道淞沪抗战；三是募集慰劳经费，支援抗日将士。

为宣传抗日救亡，声援淞沪抗战的前方将士，卢作孚亲自拟写了抗日宣传标语，并印成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这些控诉日本侵略罪行，呼吁共同团结抗日，表达抗战必胜信念的标语，对激发民众的民族义愤，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

淞沪战事期间，恰逢春节年假，重庆各报停刊，为及时传递淞沪前线的消息，重庆救国会通过航空公司、电报局、二十一军军部的电台，采编淞沪战事消息予以报道，从2月2日至11日，前后共编辑紧要消息10期，并动用重庆青年会的印刷设备印发号外，分别送达重庆的大小报社，赠阅重庆救国会会员，散发社会各界人士，帮助人们及时了解抗日前线战况，时刻关注抗战时局。

为募集慰劳金，支援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将士，重庆救国会在重庆《商务日报》刊登募捐启事，并印发传单，广为宣传，发起募捐。卢作孚发动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利用春节假期，在北碚城街、乡镇分头散发募捐传单。身为重庆青年会顾问、名誉会员的卢作孚，还借助青年会的力量开展募捐宣传，特别约请青年会的全体职员、国术班学员、青年业余读书会会员以及义务募捐宣传员等，组成24个劝募小组，分别在重庆市街、娱乐场所、公司银行散发传单，进行募捐宣传。卢作孚本人更是带头捐款，并动员民生公司员工踊跃捐献。在卢作孚的带动下，重庆各界爱国热心人士慷慨解囊，设在中国银行、聚兴诚银行、美丰银行、川康银行和民生公司的捐献点人流如潮。募集的款项及时汇往上海，支援淞沪抗战。

日本在武装侵占中国的同时，还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华倾销日货，打压中国货，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面对日本的经济侵略，卢作孚站在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的高度，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经济侵略行径，强调提倡国货是中国抵御经济侵略的根本。卢作孚作为爱国实业家，时常到重庆中国国货介绍所作演讲，宣传倡导国货，激发民众的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对倡导国货，抵制日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为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卢作孚把提倡国货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躬身力行，带头示范，明确规定民生公司的轮船一律不装载日货，并提出“中国人不坐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中国货不装外国船”等口号，鼓动民众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卢作孚的宣传鼓动，对推动重庆的国货运动，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重庆救国会的活动时间不长，1934年即因故告停。重庆救国会的活动时间虽然短暂，但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史实，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卢作孚抗日救亡的一段壮丽人生，折射出一代人杰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卢作孚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来源：（重庆政协报）   

卢作孚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

卢作孚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情怀始终贯穿其生命历程，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卢作孚挺身而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赶赴前敌，共救国难”，以作抗日后援，卢作孚在北碚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折射出一代仁人志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

1930年春，卢作孚率团赴东北考察，亲眼目睹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种种行径，敏锐地洞察到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东北的勃勃野心，预感东北将面临一场紧迫危机。危机将至，国人尚未警觉，卢作孚深感忧虑。考察归来，忧患意识强烈的卢作孚在合川向民生公司员工和瑞山学校师生作了考察观感的讲演，揭露日本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表达了不甘做亡国奴的激愤之情。嗣后，卢作孚将记载考察见闻和观感的《东北游记》印行成册，分送达官政要、社会名流、亲朋好友，并先后在重庆《星槎》周刊和《青年世界》杂志上连载发表，以期引起人们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希望国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警惕。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外震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卢作孚的预感成为噩梦般的现实。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卢作孚痛感国土沦丧，满怀炽热的爱国激情，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事变爆发仅月余，卢作孚重印《东北游记》赠阅各界人士，并为再版的《东北游记》题写了序言，痛思东北沦陷败因，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而又况狂呼之外，仍无如何应付之计。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

为谋求应对危机之计，探寻救亡图存之策，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东北问题，卢作孚在北碚发起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组织峡防局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系统研讨日本侵略东北历史，先后在北碚《嘉陵江日报》刊载研究成果，揭露日本亡我中华的野心，帮助人们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为关注沦陷的东北，不忘国耻，卢作孚邀请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来北碚作抗日演讲，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

东北沦陷后，全国各地要求国民政府捍卫主权，出兵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唤起民众以作抗日后援，1932年1月初，卢作孚发起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并以北碚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名义署名发表《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宣言》，并于同日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卢作孚自任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总指挥，将少年义勇队和峡防局职员编为义勇军一队和二队，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以作抗日后援，以备一旦中日宣战，训练有素的义勇军能够开赴前线，抗击日寇。卢作孚为义勇军制定了简章8条，规定队员操行：“公余时间施行军事训练”；“努力抗日救国工作”；“对日宣战时，有应征赴职之义务”；“不得购用日货，只能购用国货”。义勇军统一佩带“毋忘东北”臂章，训练营地的毯子上印有“卧薪尝胆”四个大字，时刻警示不忘国耻。国耻未雪，新恨又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亲自为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拟写了9条抗日宣传标语：“……日本人强占我们东三省……我们迅速对日作战！……”、“……我们誓以铁血夺回上海，驱逐日舰，打倒日本海盗，永绝后患。”、“……我们要一致团结！……救亡即以图存；救众人即是救国自己。”、“我们民众应该迅速起来！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赶赴前敌，共救国难，打不倒日本不要生还！”、“……我们四万万八千万同胞：不容有一个人苟安；不容有一个人不知道国家的危难；不容有一个人希望众人努力自己苟全。……”、“日本的毒计：……以占领东北征服中国。我们的对策：要救中国必救东北；……”、“盼望四川各地民众团体：立刻起来向军事当局请愿。训练义勇军，以作军事当局之后援。积聚现金，以作出征将士之饷款。……”、“我们下大决心，对日作战！胜利必归于我们。……十九路军大败日本海陆空军于上海，这便是铁一般的证明。”、“……联合世界各国，共同扑灭破坏世界和平的公敌——日本。……我们抗战十年，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华民族万岁！世界和平万岁！”透过标语的字里行间，卢作孚控诉日本侵略罪行的满腔愤怒，呼吁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报国情怀，表达救亡图存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跃然其间。

卢作孚在北碚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后，派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青年学生请愿代表到重庆，向刘湘请缨抗战，要求奔赴前方杀敌。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卢作孚发挥个人的影响和作用，积极敦促川省实现统一，呼吁川军各派停止纷争，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以期最终达成四川统一，形成团结抗日的局面。四川全省一致抗战的氛围形成卢作孚功不可没。抗战全面爆发后，卢作孚主持战时交通，输送川军将士奔赴前线，抗击日寇，英勇奋战，浴血疆场，在抗战的伟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来源：（重庆政协报）   

去世之谜

 

  

作者：卢国纶（卢作孚先生之子）

卢作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50年卢作孚拒绝去台湾，毅然从香港返回内地。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因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逝世。

本文作者卢国纶是卢作孚的幼子，他以亲身经历揭开了卢作孚自杀之谜。

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父亲逝世的原因、经过，以及父亲所留下的遗嘱，无论报刊书籍或是民间口传，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和评说，然而多与事实严重不符。在陆续出版的各类文献中，关于父亲的逝世，或是有意隐讳、只字不提，或是以“病逝”二字一笔带过，还有个别书刊引用不实传说，以讹传讹。某些不负责任的作者甚至就父亲的逝世编造所谓“史实”和“卢作孚遗嘱”，以致谬说流传，误导世人。

此事我当属最有发言权者之一。父亲逝世当晚，家人除母亲蒙淑仪在家外，我们五兄妹中仅我一人住在重庆市区。那时我大哥卢国维在香港，大姐卢国懿在美国，二哥卢国纪在北碚，二姐卢国仪在上海，他们都是后来陆续得知父亲逝世之噩讯的。我当天午夜即得知消息，惶然赶回家中，协助母亲处理现场事宜。之后，又全程参与了父亲所有后事的处理。作为亲历者，今特地将父亲逝世的背景、原因、经过一一写出，并澄清关于父亲遗嘱的种种谬传，从而对历史负责并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1950年6月，经过中央党政高层领导的安排，父亲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期间，父亲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老朋友。在与领导、朋辈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材。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2002年3月21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1951年初，父亲到川南参加土地改革。在此期间，我和妻子冯俊兰决定放弃在重庆大学的学业，报考西南铁路工程局会计统计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我为此事发电报并写信给父亲，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回电赞同，父亲又写信鼓励我“不问在任何环境，必求前进”。1951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铁路训练班学习时，父亲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我二姐卢国仪正在参加土地改革。父亲在信中称土地改革是“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并断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人们最受人民欢迎”，对国家民族复兴的热忱向往之心，白纸黑字，历历在目。

1952年1月20日，父亲又曾给二姐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父亲一生中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表现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外，还殷殷教导女儿如何做人做事，以便更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这封信中，丝毫看不出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什么问题。

正当父亲满怀壮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民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集中爆发，最终导致父亲无法承受而遽然离世。

自父亲返回重庆后，相继而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已普及于全国基层包括民生公司，公司自身也顺应大势开始民主改革进程。由于基层运动的领导者执行政策有偏差，在运动中，公司的部分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父亲对此甚感惶惑。

建国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公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父亲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达了中央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在父亲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负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父亲，原因甚不可解(父亲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父亲，并忘记把电报交给父亲)。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父亲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父亲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父亲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父亲又特别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位置。在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父亲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使坐在台下前排的父亲十分困惑和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公司“虎门”轮的年轻服务员，父亲离港返京前调他来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跟随父亲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他学文化，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这个年轻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们家，在开会时又上台去“揭发”，表面上是揭发张祥麟，实际上矛头直指父亲。会后，父亲把关怀找到办公室谈话，在场的有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层人员。父亲劝导关怀发言要负责任，应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但关怀拒不接受父亲的劝告，并且有恃无恐，态度非常不好，这对于父亲无异火上浇油。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旧社会奸商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此刻，他很难理解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蚀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如此对待他？父亲是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可以说，1952年2月8日的大会对于父亲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当晚自尽的导火索。

1952年2月8日下午，母亲到位于观音岩的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后，便到张家花园路来看我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卢晓南，傍晚才回到民国路家中。据母亲事后回忆和我了解到的情况，大致经过如下：

当晚大约7时，母亲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母亲说，父亲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母亲考虑到父亲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父亲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父亲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母亲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父亲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母亲倚靠的公司来人竟没有把父亲送到离我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母亲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父亲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父亲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父亲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母亲才派温师傅去叫我，我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母亲和我为父亲守灵，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笼罩着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们母子难以承受，凄清、孤苦和震惊之情，是我永世也难以忘怀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我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父亲留下的遗嘱。1952年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我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1952年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1952年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父亲走了，但是他活在了人们心里。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父亲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父亲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这样的事例，让我们全家人都忍不住热泪沾襟！

  

遗嘱的内容：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其子对遗嘱做出了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其子说：“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其子说：“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其子说：“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其子说：“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其子说：“父亲的遗嘱由于从没有完整地公开披露过，以致社会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多数系以讹传讹。比如，四川一家媒体1998年曾刊出过一篇《卢作孚自杀之谜》，其中失实之处甚多，在提到父亲的遗嘱时，出现了很大的错误，其原文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三、今后生活靠儿女。四、为立信会计学校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送交潘先生”。文章中所述“遗嘱”的内容有两条与真正的遗嘱不符。一是“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事实上，父亲在世时，母亲就从来不到公司去，不用说“无事”，便是有事也是要等父亲回家再说。该文作者特别就遗嘱的内容强调，“从上面可以看出，临终之前的卢作孚，对民生公司内部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是何等的痛恨。”这当是指“无事不到民生公司去”而言，父亲不可能在遗嘱里写出这样的内容，这段文字显然是某些人想当然的。二是所谓“为潘序伦先生代募捐款”，更是不可能。既然是捐款，当属公款。父亲从来就不把公款放在家里，因此，就不可能有嘱母亲“送交潘先生”一说。这两条所谓“遗嘱”纯属谬传。还有一本传记文学则把遗嘱简化为“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分析父亲的遗嘱，可以看出，他虽然下定了必死的决心，但临终前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父亲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父亲的一生从办教育、办实业到乡村建设，不畏艰难，艰苦奋斗，为公众造福，为人民服务，始终秉持“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的宗旨，一心一意为社会为国家做实事做好事。尽管他创下了庞大的事业，却严于律己，就是最后离开人世，也是两袖清风而去。1999年，父亲卢作孚和母亲蒙淑仪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永远伴随着他的母亲河－－嘉陵江。早在1927年，父亲出任重庆北碚地区峡防局局长，主持北碚乡村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事业，开办工厂、煤矿、农场、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修筑铁路，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营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把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名闻遐迩的模范地区。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而祖国的巨变更是一日千里，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父亲如果有知，会为此而感到欣慰了！“  

   

创立实业　　

北川铁路1927年8月，卢作孚从上海聘请丹麦工程师守尔慈勘测设计修建，总长18公里，克服种种困难，于1935年3月全线通车。该铁路有火车头、货车厢、客车厢、水车厢，常年穿行于当时属于江北县与合川县界的文星乡和戴家乡境内（今北碚天府矿区），不但使此间的煤矿开采进入了新时代，并成为了当时北碚的一大景观，成为了四川的第一条铁路。

1933年，卢作孚促进北川铁路沿线的五个较大的煤厂合并，成立了天府矿业公司。抗战时，卢作孚与“煤油大王”孙越崎促成了天府煤矿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的合作，使天府矿业采用了矿灯照明和绞车提升，设备、器材和技术不断加强，产量大大提高，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供煤量达45%。

  

即后来的大明织布厂、重庆绒布总厂。1930年10月，三峡染织工厂由峡防局工务段改组成立，卢作孚任董事长，是四川第一个机械织布厂。其广告曰：“三峡国布，风行全国；花样新颖，永不褪色”。

  

即现重庆自然博馆。1930年3月，卢作孚派人打菩萨，将火焰山东岳庙上殿改建博物馆。在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等大力支持下，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任院长，陈列有风物、卫生、工业、煤炭等物品。随后，设立了地质、生物、理化和农林等研究所。

  

       1930年秋，卢作孚所办北碚私立兼善中学开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诠释了“兼善天下，兼善教育”的办学理念，立校训“舍得干，读兼善”传承至今。当时，兼善中学办有兼善农场、兼善餐厅、兼善公寓和石灰厂筹实业，既是培育学生的劳动基地，又坚持了自力更生地办学。

  

北碚公园1927年，卢作孚一到北碚不久，就利用缙云山下的南宋初建的温泉寺创办嘉陵江温泉公园，增建温泉游泳池、浴室、餐厅等设施，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温泉公园。1927年底开始，卢作孚组织在北碚新营房受训练的各期青年学生，在北碚火焰山上修建平民公园，即现北碚公园。

  

即现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又名民生医院。卢作孚1927年用旧庙作院址，“创办一个地方医院，为远近的人民治疗疾病”而创办，抗战时期为江苏医学院。“情系民生、追求卓越”为办院理念。1936年，卢作孚主持峡区举办了敬老会，旨在“提倡健康的人生”。

“创办一个图书馆，供给近的人们到馆里读书，远的人们到馆里借书。”1928年，卢作孚在北碚关庙，利用大家捐赠的四百本书，办起了峡区图书馆，即北碚图书馆，人们亲切地称“红楼图书馆”。

  

北碚体育场1927年8月，卢作孚在北碚鞍子坝租了一块土地，着手建体育场，于第二年建成，命名为“北碚体育场”。1929年4月20日至26日，卢作孚主持峡防局在这里举办了四川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专案最多、参加面最广的“嘉陵江运动会”，来自重庆、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和北碚共38个单位及社会团体的1161名运动员勇跃角逐。

  

1928年3月4日，卢作孚改组《学生周刊》，创办了三日刊《嘉陵江》报，刊载省内外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和嘉陵江三峡各项事业的消息。卢作孚以“努力的同人”的名义，在《发刊词》中说：“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我介绍的却是一位小朋友。我们盼望这个小报传播出去，同嘉陵江那条河流一样广大，至少流到太平洋……”由于白话浅显易懂，编辑简明扼要，新闻素材丰富，专人派送发行，时效性强，受众广泛，该报很快就改为两日刊。1931年1月改为《嘉陵江日报》，赢得广大读者喜欢。   

  

卢作孚文选载：“北碚面临嘉陵江，高出江面八丈以上，然而是要被洪水淹没的。后面被一条溪流围绕着，中央高而周围低，每被洪水淹没的时候，市场的人无法逃避。最好是将溪流填了起来与北碚一样平，作人们逃避的道路，而且增加现在无法发展的市场一倍以上的地面。”据卢作孚的次子卢国纪先生着文说：“父亲依靠全体民众的辛勤劳动，环绕北碚后面的一条很深的溪流填筑起来了。北碚市区的面积也成倍地扩大了。父亲以青岛的建设为蓝图，建起了北碚第一个街心花园，并在北碚的周围种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梧桐，使北碚有了一个花园城市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