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出生于当时江苏省海门直隶厅常乐镇，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门民间称他为“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到张謇父亲时，已置田二十余亩，并兼营糖坊。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15岁起，间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问业。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中秀才。其后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转入困顿。幸赖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销如皋控案。
同治十三年（1874），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1926年（民国15年）张謇逝世，11月1日葬于陆洪闸袁保圩，后人称其墓地为“啬公墓”。
张謇创造性地经营南通
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试验
张謇身处清王朝崩溃与北洋政府执政的混乱时代，“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时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引张謇挚友刘厚生语）。张謇是一个有抱负、务实、进取的人，回归后潜心建设地方，他所从事的社会事业涉及很多方面：
（１）创工厂。自１８９５年开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
（２）开农垦。１９０１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对沿海滩涂进行开发；大兴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农田水利，建立产棉基地，发展农业；其后又办了大有晋、大资、大豫和大丰等盐垦公司。
（３）发展交通。本着“道路交通为文明发达之母“的思想，张謇辟道路、兴河运，１９０１年创立大生轮船公司到１９１８年，公司有小轮２０艘，行驶于以南通为中心所辟的１０条行道上，沟通南北水网 ；１９０４年建设天生港及其码头仓库，开通通申线接轨上海；为了加强唐闸与港区之间的联系，张謇还修建了港闸公路，等等。
（４）修水利。南通一带屡有水患，张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请荷兰索格、比利时贝龙德、瑞典海德里、美国葛雷夫各国水利专家，商讨南通治水策略，运用科技治水，修堤筑崨并举。
（５）办教育。张謇言“欲雪国耻而不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张謇开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设主要包括：１９０２年自筹资金建设通州师范学校，翌年建成；１９０５年建翰墨林印书馆；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办商业与医学两所专门学校；１９１４年建图书馆等。
此外，张謇还振兴商业、改善环境、推动市政建设，筹建电厂、电灯电话公司等等，集多方面的成就于南通一地，开花结果，泽及后代，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了不起的“早期现代化试验”。
二、对张謇早期现代化试验的认识
今天，对上述试验，我们可以作如下认识：
（１）张謇“实业救国”的思想是以发展生产力为起点的
张謇认为：“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无功”“我国家欲求商业之发达，必先求商品之增加；欲求商品之增加，必求原料之充足”，“农产品为多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则工商业发展永无可望”，故张謇实提倡工农协调发展。客观上，前述兴办实业、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发展交通运输等事业也都提高了地方的生产力水平。
(２) 张謇兴教育的目的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近代文化
张謇在文化教育方面很有建树。美国教育家杜威称：“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张謇十分注意对城市文化方面的人才的邀揽与培养。例如，他在选博物馆馆长时说：“胜斯任者，非博物好古丹青不渝之君子，又能精研细致富有美术之兴趣者，志于此。”在改革戏剧方面，张謇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伶工学社”，建“更俗剧场”可容１２００座的近代剧场 邀请梅兰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来南通演出，聘请欧阳予倩任主任、主持校办；为纪念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在南通的戏剧活动，建“梅欧阁”等。此外，１９１０年，张謇在南京南洋劝业会结识沈寿；１９１３年，为发展女子教育、提倡工艺美术，于１９１４年成立刺绣学校一女工传习所，由沈寿任所长；７年后创建南通绣织局，请沈寿担任局长；后来在上海及纽约设分局，发扬艺术、振兴实业，并协助沈寿撰写“雪宦绣谱”。
（３）张謇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
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载体，古代通州城于９５８年始建，具有典型的州城格局；明中叶，东西两侧关厢有所发展。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城市建设。他将工业区选在城市西郊唐闸，港口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城市南郊狼山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三者与老城相距各约６公里，并建有道路相通，构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局，城镇相对独立，分工明确，减少污染，各自可以合理发展。这种一城多镇、分片布局的模式极有创意。
张謇修马路、建博物馆、建五山公园，不遗余力地开展城市建设，并以一种诗人的情怀经营城市，努力使人民有安居乐业之所。清末，他在城区修建城市公园，１９１８年扩展为东、南、西、中五所小型公园，谓为“五山以北五公园，五五相峙”；“一邑之中一大苑，一一珍藏”；１９１４年还在唐闸工业区兴建公园。
他对城市旧城进行合理的扩建，在主城区南门外与桃坞路建设公共行政设施和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业，在濠河畔兴建学校、博物苑、图书馆等文教事业，在新区开拓城市新的发展空间，活跃市容，并重视城市景观的创造。
为了推进城市建设，张謇还有意识培养南通的总建筑师，也可以称之为从本土成长的中国第一近代建筑师之一的孙支夏，留下了不少中西融贯的建筑设计作品。
（４）张謇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观念
张謇的发展南通的思想不仅基于城市观念，而是谋求城、镇、乡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具有区域发展的思想。拟议中的通、泰、盐经济区和开发吴淞的计划，比今天苏锡常经济区要早半个多世纪。
在张謇的区域整体发展思想中，“村落主义”需加阐述。垦牧公司之创建饶有意义，不能仅仅认为是水利之兴修与土地之改造，实际还在为现代农村建设找出路。他认为“生人要素为衣食住，衣食住之原在农……”且看他在星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提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成绩：“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人有屋，待客有堂，储屋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市，行有徐梁，若成小世界矣，而十年前以前，地或并草人亦鸡栖蜷息。”
在张謇思想的影响下，当时南通周边地区的如皋县沙元炳、金沙镇孙儆、盐城县凌训智，都致力于振兴本地实业，筹备学校，卫星城镇的作用俨然兴起。
综上扼要所记，张謇发展实业，建设新城镇，拓展新城区，兴建区域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交通建设，致力发展农村等，这不仅仅是进行城市与地区的物质建设，更是一种着眼于“社会的整体改良”。
一、更为深层地分析与认识张謇
我们规划专业工作者评论南通，首先肯定南通“一城三镇”之规划创造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用西方“卫星城”理论来理解就不一定恰当。“一城三镇”是南通布局的特色，是张謇根据工业交通的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包括在发展过程中因势利导的创造。从文献材料可以看出，张謇自己对南通具体的规划思想的叙述似乎并不多，但其所行所为，从不自觉到较为自觉，有一个形成过程，并确有一定的思想在主宰。为解释此点，需对张謇作进一步更为全面的、深层次的分析与认识。
（１）爱国爱乡爱民的本色
这在他的一些传记中已有记录，前文也概括地作了些说明，张謇基于强国富民之志，状元“下海”；文中亦述及“舍身喂虎”，“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趾”，“行年七十，不敢自暇逸”，其所行所为根植于诚挚的国家与吾土吾民之爱，溢于言表。
（２）“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张
对此本文不作过多的讨论，这是历史学者予以评论的命题，但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在当时政治条件下，政府昏聩，军阀割据，南通能谋求“自治”于一方，干实事、以其成就使地方受益，不失为现实之措施。其作为全国的政治路线，谋求救国之道，当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南通的地方建设应该说是成功的。并且，“地方自治”的政治抱负追求的是“整体的社会改良”，尽管具有空想主义乌托邦的色彩，但张謇却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身体笃行，完成了不少事业，前述的南通城市建设种种亦属在这一宏大思想下的产物。
（３）多方面、多层面的建设路线
张謇先生的建设思想是多方面的，他对经济社会有较为广泛的了解，例如他对棉、铁，从国际市场情况、当时中国社会能力与需要，作了种种的观察与思考，谋求发展之道；他对水利交通有相当的研究，有一度在政府任职，总管工商、水利等事务的经历，并亲自参与种种具体规划；他建议陇海路应通向南通他拟的路线是宿迁、淮阴、淮安、盐城、南通、祟明，对发展苏北意义极大，惜因政见之争未被采纳，直至今日这条路线仍被列入江苏省的规划之中 ；又如对开辟吴淞商埠的计划，主张先在长江口的吴淞口先创市政、工商业兴盛的地方建良港，兴商埠作为收回租界之先声，尤为难得抗日战争前上海市政府主事者吴铁城发展江湾新行政中心出于同一构思。以上说明他的思路之广阔与远见卓识，他的城市规划、区域发展思想当属多系统多层面建设路线的产物。
（４）科学与人文精神
张謇比较自觉地将城市文化、古代光辉的社会与伦理思想作为城市发展中重要导则，其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的底蕴随处可见。例如：他为公司取名“大生”、“阜生”、“资生”、“颐生”等，就意在《易经》“天地大德之日生”，张謇自己解释为“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之上之生活”，对于南通地区的发展源于《史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思想；他对公园情有独钟，“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等等，都闪现了传统文化思想的光芒。因此，南通不仅是聚居的场所、生产的基地，更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场所。这与今天城市所追求的“宜人的人居环境”的创造，在理念、理想、理论上的原则相一致。
在当时条件下，张謇能较为自觉地接受近代科学事物，注意当时的信息，其言“我之故，以人之新证通之，而故有用；中之事，以外之法干之，而中有师”。２０世纪初，欧洲、日本出现的一些近代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思想，未必已经传到中国来那是１９３０年代以后的事情 ，而张謇在他的日本之行７０天的阅历、作了有心人的观察例如张謇《东行日记·１９０４年》记述他观察到的“札幌街衢，广率七八丈，纵横相当，官廨学校，宏学校，宏敞整洁；工厂林立、廛市齐一，相见开拓人二十年之心力”），果然张謇本人之经营南通，作为开拓人也付出了二十多年之努力，成绩卓著。张謇有明确的技术路线，并依据“为我所用”的原则引进西方人才技术，建立中国自己的城乡，在实践中逐步酝酿，形成中国近代较为完整的规划思想；并声称重视规划、重视测绘，“建设之规划求其当，规划之测绘求其详，循序以进，当另具计划书告国人，广求教益”，“要整理兴办地方事业，先要晓得地方面积多大，户门多少家，多少人，故要有一套完整的舆图，然后才能图上计划，哪里放学堂，分划村区，开河道，疏通水……”其难能可贵者，亦在此。
（５）哲学思想与方法论
张謇规划建设思想的形成根植于他的哲学思想与方法论。他治学处事主张理论实践相结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学问需理论与阅历乃成，一面研究，一面践履，正求学问补不足……”他留心有实用价值的学问，阅读书籍，旅行观察山川地势，两者融会相通，体现了一种探索者、创业者的精神。他脚踏实地地结合南通的条件，但又不局限于南通一地，他高瞻远瞩地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今日我国处于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需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在２０世纪之初的年代，能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实为难得。
上述诸方面说明：
当然，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张謇也不例外。他属于那个历史时代，有他特殊的经历，但他能在那时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在家乡建设起“新世界的雏形”，而且成功了，南通被誉为是“中国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这非常了不起。正如胡适所说：“他独立地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全国”。用他自己的解释“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使他等级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感人至深。笔者还同意胡适的论断：“张季直先生在近代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这也是确切的，张謇本人及其子孙张孝若先生也承认：“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张謇 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发端，距离他的志愿抱负还远的很……”
正因为张謇先生作为整体的社会改良家，他的许多志愿难于一时完成，他是失败的伟大人物，世界上有多少理想家、实践家，何尝不是这样呢﹖但是无论如何张謇能将许多志愿凝聚于一地、结晶在南通，从城市建设来说他是成功的，他是近代南通的奠基者，“南通模式”的创造者，中国城市建设道路的探求者，近代的南通就是他的丰碑，今天还屹立在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