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集校注·内揵》有注曰:"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进说辞就是纵横家的游说手段，是进行游说的基础，"一言之辩，强于九鼎之言;三寸之舌，胜过百万之兵。"这就是战国策士运用纵横捭阖的策略和说辩艺术，游说天下诸侯的真实写照。《战国策》倡导"策略至上"，而这些谋略，不外乎投其所好，巧言进谏;因其所惧，危言耸听;掩短诵长，弄虚作假;挑拨离间，阴谋暗算;倾诈翻覆，诱敌至败;夸言其长处而以利诱之，攻击其短处而以威逼之。这就是所谓的纵横捭阖之计，长短倾侧之术。而对策士们来说，"计谋"的得逞，主要靠"说"。纵横家们凭借精妙的论辩技巧，多变的游说策略，奔走游说各国诸侯，一方面为国君们出谋划策;另一方面谋求个人的功名富贵，游走于各国，在当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谓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王充《论衡·效力》也认为"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这里在肯定纵横家重要政治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其出色的语言艺术。可以说，高超的论辩水平和机智敏捷的反应速度是策士们游说人主必不可少的能力。
《战国策》中说服和劝谏的场景，许多都发生在臣下与君王之间，而且大多是比较紧要的时刻，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说服者和劝谏者带来杀身之祸，至少也是无法达到目的，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苏秦舌灿莲花，可还是"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最后只能是"去秦而归"。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说服上位者接受自己的意见，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本领，这可能也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普遍具有较高语言艺术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秦二·齐助楚攻秦》，张仪开场便表示"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这种对楚王的崇敬和仰慕的表示有助于化解楚王的戒备之心，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还有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说服过程更有趣味性，如《齐二·昭阳为楚伐魏》，陈轸在劝说楚国大将昭阳在取得对魏国的胜利后不要继续攻打齐国的时候，就讲了著名的"画蛇添足"。最终完成了使命。再有就是进谏时需要熟谙君王心理，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触龙以叙家常的方式，启发太后明白爱子必须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切中要害，终于说服太后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而赵太后甚至把孩子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慈母形象，也在这种对话中得到了一种反衬。
《战国策》中说服对象大多地位极高，如果没有很好的逻辑性，很难说服对方。逻辑严密的推理过程，层层推进，更能使人信服。如《齐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张丑先帮助楚王分析楚国获胜的原因，接着分析了齐国驱逐田婴的后果。整个推理过程逻辑严密，帮助楚王理清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楚王因弗逐"。而且，说服对象具有很高的地位也意味着策士一句话说不对就可能有杀身之祸，因此《战国策》中拟人的使用尤其频繁，甚至因此诞生了许多寓言故事，策士将无生命的物什人格化，既使说理形象生动，又避免了直谏的风险，使相关人能够认真听，听进去，即使不成危险也小很多。如《齐三·孟尝君将入秦》中，苏秦将桃梗和土偶拟人化，讲述了它们雨后各自的归宿，借以告知孟尝君:秦国乃虎狼之地，而孟尝君好似无所依傍的桃梗人，一旦入秦，命运便是凶多吉少。其中利害，孟尝君一听便知。
《战国策》中的谋臣策士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大量运用推理。其中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比喻推理。当然也不乏逻辑谬误和诡辩。在推理和诡辩过程中，让整个文章表现出相当的逻辑艺术。比如《赵四·赵太后新用事》就是一个标准的三段论，大前提"人主之子，不能恃无功之尊"，小前提，长安君就是这种，结论，长安君是无功不能自立。类比推理也很多，这也是该书主要特点之一，比如《齐一·邹忌修八尺有余》，作为美男子的邹忌发现自己其实不如城北徐公，而他身边那些人更多是为了各种目的而奉承他，由此推出，齐王肯定会受到更深的欺瞒。由于类比双方有许多共同点，使得这个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齐王也认识到自己受蒙蔽之深，因而下令纳谏，革除弊政。
铺陈夸张是《战国策》语言的一个主要特点，策士们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主观感情或突出事物本质，或渲染气氛。当然，夸张要运用地恰到好处，不能使听者反感，最佳的效果便是明知夸大，却能引起兴趣且具说服力。如《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中，张仪的游说可以说是将夸张用到了极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这种近乎吹牛般的夸张令楚王心生畏惧，最终答应了连横一事。而在《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苏秦如法炮制，"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苏秦称赞齐国土地辽阔，精兵众多，粮食无数，都城临淄经济发达，富饶程度前所未有。纵然是夸张，也使得齐王心悦诚服。当然，夸张还有一个效果，就是让听者听到不利之处，产生恐惧感，主动采纳游说主张的方法。如《秦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甘罗吓唬张唐说"应侯欲伐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绞而杀之。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处"，张唐立刻表示"请因孺子而行"。很多时候，让对方胆战心惊和给对方很大的利益诱惑一样有效。
游说是一个需要主体、客体都参与进去的活动，如果只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那么再舌灿莲花，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机智的策士们便在耍点语言技巧，游说之前先留以悬念，以此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也为自己的游说争取到主动权。比如《齐一·靖郭君将城薛》，靖郭君将要在薛地筑城，很多门客进言都被拒绝，而一位不知名的齐人却为自己争取到三个字的机会，他只说了"海大鱼"，然后转身就走，靖郭君却因此把齐人留下，让他把话说完就走。可以说，揣摩主君心理是策士必备的功课，毕竟游说对象高高在上，往往个性骄纵，若想游说成功，需得善解君意，而欲使论辩达到应有的效果，投其所好是必需的。如《楚三·秦伐宜阳》中陈轸劝诫楚王不要据守宜阳就是，楚王好打猎，陈轸便以狩猎的作比，"猎者知其诈，伪举罔而进之，麋因得矣"，指出再狡猾的麋鹿也逃不过有经验的猎人，最终自投罗网。韩相必定守不住宜阳，楚王不如以静制动。
语言普遍具有模糊性，《战国策》中策士为了某种目的，常常装聋卖傻，刻意曲解对方话语中模糊或多义的部分。像《齐四·齐人有冯谖者》中冯谖，去薛地收债前询问孟尝君家中有何所需，在得到"视吾家所寡有者"这句指示不明确的话后后故意曲解，一把火烧了封地辖民所有的券契，然后告诉孟尝君，"臣所以为君市义"。不过这句话的艺术在当时并没有显示，而是在几年后孟尝君被免职时，他的封地百姓"迎君道中"时孟尝君才明白，"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见之"。还有如《东周·温人之周》，魏国温邑有人冒充本地人去东周，在受到审查时，他巧妙地引用《诗经·小雅·北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天子的臣民，是东周国的主人，并非客游此地，这一引用非常奏效，使仍以天下之主自居的周君无言以对，只好放他出境。这句话是完全的断章取义，和原文抱怨自己劳作不休还没地方可跑路的原意根本不相干。
主题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礼贤下士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现象。在《战国策》里，这种现象侧重表现为尚"士"。有长于图谋划策、运筹帷幄的"谋士"，有善于奔走游说、应对辩难的"辩士"，有不惜舍命而报主的"勇士"，也有为人排忧解难、高行义节的"义士"。士"虽然包含人格，但指主要靠智慧、学识、才能谋生的知识分子，所谓"学以居位曰士"(班固)。《战国策》集中叙写的战国时代"士"的活动，塑造了"士"的形象，甚至有"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的评价。
首先是"士"的地位问题。"士"属于臣民的一部分，最早的"士"可能指的是"农夫"，商周时期则是归于低层次的贵族阶级(农工商士"四民"之中最低级者)，在君王面前属于被统治者。但在战国时期，即使统治者也认识到君王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终又是由臣民的拥戴和效力决定的。比如战国末期代赵孝成王执政的赵威后明确提出"民本君末"的命题"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既然"民为本君为末"，那么"士"作为"民"中的精英阶层，辅佐君王治理国家进而称霸天下，地位之高自然不必多说。齐国颜斶就提出"士贵耳，王者不贵"。
《战国策》中的"士"与《论语》中所说的学识渊博且品德高尚之人有所不同，是所谓的"策士"，首次出现于《史记》中，虽然这个词大量出现于历史典籍中是在宋代以后。含义多指"纵横家"，学界笼统的把战国纵横家作为战国时期活动的士阶层，这个界定包括范围争议均很大，除苏秦、张仪这种在列国中翻云覆雨的(此二人在今本497章版本中，苏秦及兄弟出现60章，张仪出现51章，若去掉重复，则涉及苏秦、张仪的策文约有百余章，而且这些策文较为均衡地散见于各策之中，犹如《战国策》一书的骨架)，还包括能够在君主身后运筹帷幄，为君主出谋划策的"谋士"，如司马错，有人认为还应该包括具有侠义精神，视死如归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豫让等;和像鲁仲连、王斗这样崇尚道义，形象光辉高大的义士。
战国时期，外交斡旋激烈，战争频繁残酷，国际间的联盟很不牢固，各国都在探索各自有效的应对和发展模式。在此形势下，为了解决危机、制定政策、指导国家活动，策士的作用显得越来越大，于是，各诸侯、卿大夫争先恐后地养士，做好发展的智力储备工作，如《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所说"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其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众多策士的理论观点经常不一致，为了辨明是非等用意，各国政要所养之士通常都动辄数十上百，多者如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号称"门下三千客"。
《鬼谷子集校注·内揵》曾经指出"内者，进说辞;揵者，揵所谋也。"进说辞就是策士的游说手段，是进行游说的基础，士们凭借精巧的论辩技术，多变的游说策略，奔走游说各国诸侯。不过士虽然以建言献策为业，但"尽忠直言"是个高风险的活动，在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面前，进言也必须讲究机智和技巧，否则可能有杀身之祸。齐国草民狐咺、贵族陈举对国事直言不讳，都被闵王处死。所以在《战国策》中，经常可以看到士人以三寸之舌鼓动君王的机智，有时候甚至会带点诡辩论的色彩，像《楚策》"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就是"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影响较大的战略思想是"合纵连横"(连关中之为横，合关东之为从)，这也成为战国时期外交的精华。它使新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对立，两大敌对集团的政治斗争为战国七雄之间的混战引进了新的因素。合纵连横实质上就是当代所谓的地缘政治思想，它是春秋联盟战略的发展，是战国社会变动的特定产物。如《齐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所言"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纵横运动支配了战国中后期的国际关系。七国几乎所有的外交与军事策略无不围绕着纵横的分合而运转，秦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战国策士们奔走游说也无非是纵、横两种主张。所以有"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的说法。
战国故事甚至可以为后世提供诸多借鉴，比如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与伍被商议谋反之事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春秋时列国交战不守关塞，这里"成皋""轘辕""伊阙""武关"反复见于《战国策》，是战国时韩、楚距秦的重要关塞，而"招山东之兵"来对抗中央的构想则完全复制了战国时六国攻秦的计划，由此可见刘安对战国形势的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