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 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

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朱熹曾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 。明清以后的科举制度，均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题库和标准答案，所有的答卷、观点均不可违背其中的说法。

《四书章句集注》19卷，朱熹于公元1190年在漳州刊出。其后学关于"四书"的讲义或精义之类的书很多。据清人陈衍《福建通志》统计，仅福建朱子学者的这方面著作就有150种之多。其学风基本上都是重义理而轻训诂，形成了不空谈、务致用的传统。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上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可以说， 《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不可低估。

将这四部书合为一书，始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编排次序上，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他的意图是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大学》被朱熹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和为学的纲目。他说:"先读《大学》，立其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对于《中庸》，朱熹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的经典，并引用程颐的话，说"这本书一开始说的是一个道理，中途便散为万事万物的道理，到了末尾又合为一个道理。把它放开，和所有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将它收回来看，它又是那么神秘。"由此不难看出，朱熹把《大学》视为理学的纲领，而把《中庸》视为理学的精髓。

此外，朱熹认为《论语》和《孟子》也是一定要读的，"以探其本"。他说:"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论语》的地位，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对于孔孟形象及其精神的重塑与发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汇聚和提炼，朱熹的功劳不可磨灭。《四书章句集注》就是他重塑孔孟形象、发挥儒家精神、宣传理学道义的最简要、最普及、最权威的一部教科书。因此，有人说它的地位几乎和欧美的《圣经》、阿拉伯国家的《古兰经》相等。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他在34岁时写成了《论语要义》，10年后又写成《论语正义》，之后又写《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60岁时，他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写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他在临死前三日还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四书"经过他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四书"在南宋以后之所以能代替"五经"的权威，与朱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做法繁琐。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总之，朱熹注释"四书"，目的不仅仅是整理和规范儒家思想，宣扬和贯彻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书"纳入到自己的理学轨道，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间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