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Excessivecommercialbehavior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has brought many disadvantagesand influenced modernsocialcivilization. So RemodelingChinabusinessethics has becomea very important work.TheConfucianculture asthe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Chinese nation Hasbecomethecultural gene of Chinese, which Has an importantimpacton thereconstruction ofmodern business ethics. In this paper,by comparing the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and modernbusiness ethics, the authortries to exploretheconstructionof core valueand the new eraof business ethics in the seven aspects of benefit fromthe righteousness, the benevolent love, honest and trustworthy,oyalty and forgiveness, benevolence and so.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core values;business ethics
当前，随着世界科技、经济的发展以及信息化、国际化、多元化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多维度变化，特别是对利益格局、商业竞争、社会责任的认识发生了混乱。在利益驱使下，部分企业的道德自律性正在丧失，见利忘义、挥霍浪费、诚信缺失、破坏自然等问题日益突出，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道德失范现象，侵害着社会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商业伦理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构建新时代商业伦理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商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组织或生产机构，以合法手段从事经营活动时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即要求各种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企业文化，规范商业活动中的行为方式[1]。那么，如何用伦理道德来引导规范经济生活，构建适应中国新时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伦理？依据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一历史背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千百年来沉积在中华大地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儒家核心价值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视角，从以义取利、仁者爱人、诚实守信、忠恕之道、正己修身、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等七个方面，探讨儒家核心价值观与新时代商业伦理的构建。
一、先义后利，以义生利的经营价值观
谈到现代商业精神与儒家伦理的关系，我们首先会想到义利问题。一般看来，“重义轻利”代表着儒家的价值取向，而追逐利润是现代商业活动的根本目的，基于此，有些学者就认为儒家与现代商业精神水火不容，“儒商”是一个不能成立的概念。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讲究商业道德、市场秩序，而儒家十分强调利民惠民思想，对利益的两面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孔子明确提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肯定人的自然生理需求及与此相关的追求财富与地位的正当性，但孔子也谈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提出“以义制利”，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纳入到伦理规范中来，从而使经济活动接受伦理规范的制约。[2]“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义而后取”（《论语·宪问》），都强调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不损人利己，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孔子不仅讲以义制利，先义后利，强调利益应接受伦理规范的引导和制约，还进一步提出“以义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的著名命题，从国家政治与经济生活的高度涉及到了义利如何统一和良性循环的问题。
市场经济环境下，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那么，如何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有些企业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逐利忘义，使得企业异常短命。李嘉诚曾说：“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商人”，也就是说追求利润必须适度、合乎人道，这样才能带来相应的利润。近年来经济领域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带给我们很多的警醒与思考。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了著名的“第三种调节”[2]，强调重视道德与习俗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商业巨子与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要重视道德问题，都说明企业要成功地经营，最重要的是确立经营理念，恰当处理好“义”和“利”的相互关系。从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出发，应做到“先义后利”，“以义生利”，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之时，还应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即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负有相应的责任，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关注，树立起新时代商人的文明形象，取信于民。
二、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观
“仁”是儒家伦理的精华，“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仁者爱人”强调的是个体对全体的责任和贡献，体现的是博爱、从大处着眼，为社会大众谋福利。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主张德治，用“仁爱”对人进行管理，注重情感交流和下属的归属感。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而当仁用到管理上时，孔子又把它具体化为“恭、宽、信、敏、惠”五项人格特质与外在行为标准，即所谓的“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两千年前孔子的“仁爱”对我们今天社会仍有着实际的意义，若企业领导者能够做到“恭、宽、信、敏、惠”这五点，对成功经营企业有莫大的助益。
企业经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企业经营的成败也取决于人。无论在何种时代，企业管理的中心永远是人，现代商业伦理建设的构建也不例外，我们在进行商业伦理的构建过程中，完全可以把儒商“仁道”思想纳入到商业伦理中来。现代商品经济作为人、财、物的运作过程，其核心是人，要妥善解决所有者、管理者、员工、消费者、竞争者等多方的关系，应当尊重人、信任人、发展人、为了人，这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基本人文精神。坚持“仁者爱人”，对内就会满足员工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激励员工的内在力量，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在企业内部建立通力合作、团结共赢的价值准则与利益关系格局；在外面面对消费者时就会把产品质量、优质服务放在第一位，讲求信誉、回报社会，树立良好形象，从而提高知名度、信誉度，增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诚实守信，重礼守法的交往价值观
“信”在《论语》中出现24次之多，“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作为儒家最重要伦理规范之一的诚信既是人安身立命的依托，也是对人社会属性的最准确把握，它由内在的忠诚不欺而发，显为外在的讲求信用。孟子把“诚”作为天之道，“思诚”视为人之道，《中庸》将“天下之至诚”看作经伦天下、参赞化育的根本。儒家“诚”的概念隐含着忠信、笃敬、正直等品质，在贸易交往中，诚信被儒家视为对人的信任，荀子称讲信誉的商人为“良贾”，反之则斥为“盗贾”，表达了对不讲诚信奸商的反感与痛恨。因此，北宋周敦颐强调“以诚为本”，认为“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3]，不仅视诚为“五常”之德的根本，更是社会各行各业正常运转的基础。“礼”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规范，与重视内在感通作用的“仁”相比，“礼”是外在的伦理框架，泛指各类以道德规范为内在主导的典章制度与风俗习惯，在传统社会中起着和谐人际关系、安定社会的作用。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儒家认为“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法”，一个人不学礼、不懂法是不能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是“诚信”和“法治”规范下的有序经济，因此，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是企业发展的“软实力”，是现代管理的核心要求。坚持诚信对内可以和谐企业内部人际交往，对外可以加深并持久化企业之间的合作。作为外在的制度规范“礼”，是社会必须遵守的普遍准则，对构建社会的和谐秩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组织内部而言，现代企业必须制定适用于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礼乐节制人的内心活动、规范其外部行为，让“礼”成为企业员工自觉约束自我行为的机制，进行自我管理。对组织外部而言，“礼”是现代企业经营活动中需要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现代企业竞争复杂激烈，只有遵“礼”守“法”，才能实现共存共荣、和谐发展。我们应该把儒家的诚信精神和礼乐观念的文化基因延伸至现代经济社会，建立重视契约、自觉守法的价值观念与诚信体系，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的持久健康，将诚信为本、遵纪守法一以贯之，企业才能在市场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忠恕之道，宽以待人的处世价值观
儒家非常重视人际交往中的忠恕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朱熹也曾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恕”是儒家调节人际关系的一贯之道，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规范，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恕”道，也是“忠恕”之道最基本的方面。“恕”者，“如心”之谓，引申为宽恕及对他人的包容，这是被孔子特别强调的最基本方面。子贡曾问孔子有没有可以终身行之的一个字，孔子明确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看来，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能强加给别人，这是人终其一生应遵守的准则。“恕”道在《大学》中被更加明确地表达为“絜矩之道”，也即“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勿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是故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作为有道德之人，应严于律己，自己先具备美德，然后才要求别人具备；自己没有恶习，然后才能批评别人；自己心中没有“恕道”，却要要求别人实行“恕道”，这是不可能的。忠恕之道的第二个方面是“忠”，“忠”就是“尽己”，即尽心竭力、公而无私，是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如果说“恕”是“忠恕”之道的消极方面，那么“忠”就是积极方面。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忠”，是讲人要心存忠厚，把自己固有的仁心发动起来，在了解自己需求的基础上积极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比起前面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是更进一步的思想，它不只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而是表明一种对于社会担负的责任，是在社会关系中，推广自己的仁心仁德，不仅要造就自己，同时要造就别人、奉献社会。
综上可看出，儒家的“忠恕”之道是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最大限度的帮助与成就他人的道德规范与生活智慧。将此种智慧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中，利于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同时也利用他们合作共赢、共谋发展。如果在商场中，人人都懂得这个“恕道”的价值，并且实行它，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必要的矛盾，就可以消除很多的商业欺诈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及由此带来的两败俱伤。所以，孔子说：“恕道”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当今经济生活中应当遵循的一条道德底线。而“忠道”则能在市场经济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推动更多的经济合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追求和谐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应该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谐共生，密不可分。因此，忠恕之道在市场经济下并不过时，而且更应该隐含在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制订之中。
五、修身正己，德才兼备的领导价值观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高度强调了领导者自身素质与严格自律的作用。儒家认为只有贤人才能成为领导者，这些人最重要的素质是“德”，其次是“才”，而真正的领导者应是德才兼备。在儒家看来，一个领导者的权威主要来自其人格魅力，所以儒家要求领导者经过修身，提高自身道德品质，从而影响他人行为。因此，儒家反复论证“身正”与“令行”的关系，要求领导者严于律己、为民众做出表率。同时，孔子强调：“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子罕》），即领导者要谦恭宽容，放低自己的位置，以开放、包容、谦恭的姿态接纳四方，以坦荡、快乐、积极的心态温暖周围的人，做事勇敢果断，为他人谋精福利，这就是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
一个强大的组织需要一个优秀的领导，现代企业经营同样要求领导者宽宏大度、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言而有信、行事有效、惠及他人，这样才能使组织增加向心力、凝聚力和员工归属感。国外许多管理学家对领导者及其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加拿大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在其《经理工作的性质》一书中谈到了管理者的十种角色，他认为企业形象代言和激励下属是领导的主要工作，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指出有效的管理者首先应管理好自己。这些都与两千多年前孔子“正己正人”的思想不谋而合。现代儒商李嘉诚就对自己的日常管理工作规划为勤、俭、创新、诚信、高效、持重、统筹决策、了解下属等八个要点，其中贯穿着对人宽恕、责己极严的领导观念。世界上许多成功企业的领导都是坚持以身作则、仁爱为本、诚信待人，通过创设良好文化氛围，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六、自强不息，敬业乐群的工作价值观
儒学是一种深具现实关怀意识与担当感的人生哲学，它提倡自强不息、刚健进取的精神。孔子力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的担当感，《易传》高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象传上》）的进取意识，《大学》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孟子独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警示，都表现出儒家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成己成物”（《礼记·中庸》）、“立人达人”（《论语·雍也》）、“立德立功立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子·告子下》），这种成就感与担当精神需要一种自强不息、勤勉上进的忧患意识，诚敬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和而不同的协作精神。儒家一方面倡导勤奋进取的担当感，另一方面倡导诚敬守职、“宁俭勿奢”的自律精神。“敬”是严肃、谨慎、敬畏，是一种因敬畏天命而对天命所赋予之生命负责的精神，并延伸至对自己的工作、职业负责任的态度。孔子的“尽人事知天命”（《礼记·中庸》），“修己以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产生了中国人的“天职”观念，这与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所提到的基于新教信仰的“天职”观念相互辉映。在中国式敬天、畏天、履行职分的精神下，形成了“诚敬”的做人态度与工作态度。与这种负责诚敬的品性相联系的是“宁俭勿奢”的自律精神，孔子讲“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儒家不仅讲“敬业”，而且重视“乐群”，即重视群体的协作精神，主要体现在儒家自始至终所强调的和谐精神上。《尚书·大禹谟》讲“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庸》讲“致中和”，都是对和谐精神的表达。儒家的这种“和谐”，并非放弃原则的求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强调在坚守原则基础上的和谐与合作，反对小人以利益相勾结。
经济发展需要勤奋、节俭、诚信、负责、合作等经济伦理，要求企业经营者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勤勉上进的精神。儒家提倡敬业乐群的工作态度和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正与现代的企业家精神相互融通。现代企业的经营是在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约束下，进行健康而有效的竞争。这种竞争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员工忠于职守、勤奋努力、团队合作、勇于负责，企业才能提高产品质量，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与西方文化建立在个人价值基础上重视自由竞争的文化特质不同，儒家文化精神更重视以家庭为基本细胞的群体价值，要求人们勤奋和睦、敬业乐群、相互协调及对企业的忠诚、奉献、责任。儒家这种由家庭之爱升华出来的重视集体的价值观，将对塑造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员工的归属感、集体荣誉感及合作精神，促进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有着重大意义。
七、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商价值观
“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中庸》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更敏感地指出“天时”与“地利”之外“人和”的巨大价值。中国自古就有“和气生财”的经商理念，“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人的信念和追求。我国“和”文化博大精深，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在“仁爱”的基础上强调“泛爱众”，并以仁爱为核心构建和谐感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泛爱众”的观点，要求企业管理者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关心每一位员工的利益与情感需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和归属感，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二是主张“天人和谐”，在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基础上，与自然和谐相处。儒家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4]，成为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三是主张“和而不同”，提倡“和谐”“双赢”的竞争观。“和而不同”强调包容和求同存异，强调企业管理者与所有员工人格上的平等，强调包容所有员工的个性差异，这些都与最现代的企业管理理念相合，同时也是符合东方道德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在儒家思想中“和”是市场竞争“赢”的法宝，“和”的理念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竞争观。
以儒家“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为主轴的“和”文化价值观，是建设现代中国商业伦理价值体系的方向。在企业内部，要培养全体员工的团队协作精神，精诚合作、开拓进取，为实现企业目标形成强大的“合力”。对企业外部，把尊重自然、维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最高的道德旨向，立足企业、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关系，促进三者和谐发展，让企业自觉负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应用“和而不同”、“和气生财”的思想，在市场竞争中以和气友善的态度处理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力求获得和谐共赢的局面，实现“和则众”的经营目标。
总之，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这个以人情为纽带、重视人伦的社会中，吸纳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以重塑新时代的商业伦理，是我国商业伦理构建的必由之路。对现代市场经济来说，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其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是一个有益的文化源头和智慧宝藏。但要真正构建起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现代中国商业伦理体系，并在中国乃至世界推广，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去构建、培养、创造，还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社会进一步挖掘、辨别、提炼、应用，更需要一批儒者志士的身体力行。让我们群策群力、共襄善举，为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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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厉以宁.关于经济伦理的几个问题[J].哲学研究，1997（6）
[3]房秀丽.试析孔子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伦理的构建[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2（6）
[4]周敦颐.周子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32
[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288
附：
作者简单：杨家珍（1962—），女，山东聊城人，山东工商学院儒家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儒家哲学研究；房秀丽（1976—），山东菏泽人，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树勤（1974—），男，浙江省海宁人，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支军，（1973—），男，山东大同人，山东工商学院儒商研究院副研究员
联系方式：房秀丽，电话13884673376，E-mill：freebird1167@126.com，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264005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又译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此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是道格拉斯·诺思，他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作出选择的范围”，人们一旦选择了某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参看(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立德立功立言”为儒家一直所推崇的“三不朽”，最早出处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原文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德国著名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思·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时提出了著名的“天职观念”，认为劳动是人生的根本目的，社会分工属于神的意志，勤劳致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非为个人的私欲，以上三点构成了带有“入世禁欲特色”的清教伦理，在韦伯看来，这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繁荣的精神力量。祥情参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