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机构简介 | 儒商理论 | 儒商智慧 | 儒商人物 | 学术研究 | 儒商风采 | 国学经典 | 相关链接
栏目导航  
当前位置: 首页>>儒商人物>>正文
乔致庸—弃文从商,汇通天下
2016-04-13 23:44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父亲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中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置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   

  

  乔致庸曾先后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育有六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其中三儿子乔景俨在乔致庸晚年时当家。

  

  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用人之道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阎维藩,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他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使大德恒票号后来居上,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

  

                       

  

 为人处事

  

  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孙,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赈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子乔景仪、孙乔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他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诰赠夫人。据说他最后一个妻子可作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为妻。其实老翁娶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独生女使用起来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这时在中堂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诚恳,处世随和。由于他善于谋划和经营,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赞文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性格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治家之道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面。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后人评价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保存至今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乔家大院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关闭窗口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您是本站第 位访问者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滨海中路191号  联系电话:0535-692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