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儒商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提出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作为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其中应该包括展现了中国独特的企业发展价值观和企业家价值观，

　　2、目前对儒商的刻画中，强调关爱亲友、热心公益、重视文教这些素质和活动。这些都是儒商内涵的主要部分。但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来讲，这些多属于外在于企业活动的内容。而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来看，还应该重视支撑企业活动的内在要素。对照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对“工作伦理”的强调，这些内在要素主要是指中国企业家十分重视的勤劳、节俭、诚信、主敬这些“伦理精神”。

　　3、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朱子说敬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即内心总是处于一种警觉、警省、敬畏的状态；做事时的主敬则表现了一种做事的态度和伦理，一种专一、敬业的态度，它的反面是“怠惰放肆”。就从业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主敬精神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工作伦理”，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

　　4、目前对儒商的定义有很多，如“儒商是有文化的商人”，这个定义失之于浅。又如“儒商是有高尚道德的商人”，这个定义偏于高。有人说“儒商是以商业成功追求现世的圣贤人格”，甚至说“儒商面对社会发展有崇高的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能参天地之化育，求天下之大同”，这个定义就更高了。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需要成千上万的儒商参与其中。因此，工商企业的儒商形态应该加以分层。

　　5、分为两个层次或两种境界的儒商，“君子化的儒商”和“生活化的儒商”。君子化的儒商对人生境界要求较高，如天人合一、修齐治平、天下大同。君子化的儒商只有很少数人才能达到，仅仅讲“君子化的儒商”这不能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对儒商的巨大需求。“生活化的儒商”对人生境界的要求不会过高，不是要求四书教义所论的圣贤君子的境界，而是实现世俗生活中支配人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这种儒家伦理主要是对家族的无条件承诺、节俭、勤劳、忍耐等，合于彼得·伯格对世俗儒家伦理的刻画。这样的儒商可以有很多，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生积极作用。

　　6、习近平主席说，两结和使中华文化成为现代的，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如何把传统的儒商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儒商，成为不断培养和创造新时代新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一个方向的工作就是把传统的儒商精神在当代企业家文化中发扬光大，是指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三爱，爱国，爱中华民族、爱中华文化。这一点是当代儒商首先要具备的品德。

　　7、“儒商”一般指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工商业企业家。但扩大来看，“儒商”也应包含“儒”与“商”的关系，包括与“儒家文化与经济活动”，“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与“儒家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从这方面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直接衍生的就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应当指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并不是高大上的宗教理想，而是普通教徒真实感受的内心焦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与之相当的“儒家伦理”可以不是孔孟之学的教义，而是明道泰州学提出的、生活化的“安身保身”和“孝悌慈”的世俗儒家伦理。这是我们提出生活化的儒商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