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保十一年（1840年）2月13日，涩泽荣一出生。出身武藏国棒泽郡血洗岛村（今琦玉县深谷市）的一个富农之家，^[6]幼名市三郎，别名荣一郎，笃太夫、笃太郎，号青渊。涩泽家主要从事蓝玉的制造和贩卖，兼营养蚕和其他一般性的农业活动。涩泽从5岁左右起便按照其父的教导学习汉学。

弘化四年（1847年），涩泽荣一七岁时，拜邻村的表兄尾高惇忠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教育，学习汉籍，^[6]还专门拜人为师学习剑道。与此同时，由于涩泽荣一在这样一个半农、半工、半商的家庭中长大，自幼饱受钻营谋利的家风熏染。

嘉永七年（1854年），涩泽荣一十四岁时，学做米麦、蚕丝、蓝靛等生意。^[6]十六岁时，涩泽荣一开始代其父每年外出四次，在信浓、上野、秩父等北关东地方兜售蓝靛等货物，逐渐具有经商才干。这种经商实践与汉学学习兼而有之的经历可以说是为他日后提出"论语算盘说"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其母是一位充满慈悲的女性，经常给予周围的人以热情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涩泽耳濡目染。从涩泽日后所热心从事的诸多慈善事业中也隐约可以看到其母的影响。

涩泽家虽靠经商而致富，但因不是武士身份，社会地位低下经常遭受前来收捐派款的领主代官的勒索和辱骂。这给青年时代的涩泽荣一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使其产生"为了享有同等人的待遇必须当武士"的强烈愿望，更让他开始有了强烈的反叛和革新精神。二十二岁时，涩泽荣一为了继续修汉学和习剑不顾父亲的劝阻只身来到江户。当时正值幕末的动乱时期，他在江户结识了尊王攘夷派的志士，积极地参与到倒幕运动之中。

文久三年（1863年），一心要成为武士的涩泽荣一与堂兄涩泽喜作联络中村三平，尾高新五郎等豪农出身的志同道合者，组成以宣示"天朝"威势和驱逐洋夷为宗旨的草莽志士队"天朝组"，准备与相乐总三、桃井仪八的"慷慨组"以及楠音次郎、三浦带刀的"真忠组"采取联合行动，在关东地区举行攘夷暴动。"天朝组"的攻击目标是攻占高崎城尔后直捣横滨烧毁那里的外国商馆。但涩泽荣一看到尊攘派在1863年的"八·一八"政变后失势草莽志士的"天诛组"在大和举兵失败形势十分不利，但他也不愿意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为伍，因此中途放弃进攻计划而逃往京都。^[6]      

颇具戏剧性的是涩泽荣一的同伴在京都被江户幕府逮捕，而他本人却受到一桥家（德川御三卿之一）谋臣平冈元四郎的赏识而转而投到一桥庆喜的门下，并设法救出了被捕同伴。在此期间，涩泽荣一以其善于理财的特长，亲自跑到一桥家领地征召农兵、改革军制，并振兴大米、白木棉（用褚树皮纤维做的白布）的专卖，协助一桥庆喜推行财政、税制改革。庆应二年（1866年），一桥庆喜被命为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涩泽荣一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征夷大将军的幕臣。由倒幕转而为其效劳，^[6]这有违他的初衷，也给思想上带来了极大的矛盾。

由于涩泽在一桥家表现出了非凡的理财能力他被选为德川昭武的随从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7]在近两年年月到次年月的欧洲之行期间他随访问团到过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国家。旅欧期间涩泽详细考察了近代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组织和经营方式对股份公司尤其感兴趣痛感必须在日本打破官尊民卑的落后观念大力推行合股经营。欧洲先进的工业文明和经济制度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强烈冲击。这次宝贵的西洋经历也为他日后引进并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和企业经营奠定了基础。

长时间赴欧游历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对涩泽荣一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自然成为展示西方经济繁荣的大橱窗。在这里陈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产品，从蒸汽机车、工业用车床、纺织机到教学医疗设备，无一不让涩泽感到万分新奇，眼界大开。

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工业世界，涩泽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没过多长时间他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对话和交流了。语言障碍的排除为涩泽考察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欧洲社会细节的机会。不仅如此，涩泽荣一还特意拜访了银行家弗罗里•赫拉尔特等人，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参观了有价证券交易所，从而对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后来从事工商企业活动和推广普及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涩泽处处都能感到西方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强烈反差。例如，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毫无高低之分，两者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而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毫无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地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把工商看成是强国的大业。

在法国学习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涩泽荣一又随昭武到欧洲各国进行了旅行访问，先后去了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在这些国家，涩泽荣一参观了大量的工厂，包括针织厂、钟表厂、各类军工兵器厂、钢铁厂、机车制造厂、玻璃厂、造币厂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没有的社会设施，包括近代军营、报社、博物馆、银行等等。

所到之处，使他大开眼界，深受工业文明的震撼。他参观了当时正在开凿施工中的苏伊士运河，其气势之宏伟使他从中看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见比利时国王时的情形，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国王说：“今后的世界是钢铁之世界，日本将来可能成为多用钢铁之国，而我国的钢铁生产发达，钢材质量良好，到那时请你们使用我国的钢材。”涩泽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他不能不感到，就连一国之君都直言不讳谈贸易买卖，可见工商业对这些国家是多么重要。通过对西方各国的访问考察，涩泽荣一看到了一个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

涩泽荣一回国之后所见到的是日本政局的巨大变化，倒幕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主上德川庆喜也已经交出政权，退居静冈。为报答德川庆喜的知遇之恩，涩泽荣一也暂时栖身于庆喜左右。当时，静冈藩寄养着大批佐幕派武士，丧失政权的德川庆喜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维持昔日部下的生活，财政上入不敷出使下台的德川庆喜坐卧不安。涩泽荣一在此时再一次表现出了他的杰出的理财能力，力主将藩内财力物力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以补救举步维艰的局面。他利用维新政府发行太政官札之机，在静冈创办了日本第一家合股组织"商法会所"，即股份公司的前身，筹集股金、经商赚钱，为德川庆喜广开生财之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静冈藩的财政困难。

如果他就这样一直将商法会所经营下去的话，或许它将成为在静冈乃至日本赫赫有名的股份制企业。然而，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一个良好的现代企业必须是以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为前提的，但日本国家层面上的诸多基础性设施尚未及完善。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定一套完善的现代国家经济制度，改变传统的鄙视商业的观念显得更为迫切。对于涩泽荣一个人的发展来说，囿于静冈一地也非长久之计。恰好在此时，他因宝贵的出洋经历和出色的理财能力而受到明治政府的赏识。作为前江户幕府高官的涩泽荣一，在感情上对明治政府心存疑虑，起初拒绝与新政府合作。

在屡召不应的情况下，明治政府派大藏省大辅大隈重信亲自出面，劝说涩泽荣一为"国家天下计"出仕新政府。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涩泽荣一最终表示同意并出任明治政府民部省租税正（相当于今日本主税局长一职），当时大藏省和民部省实际上是统一的，后来因大藏省和民部省分离，他又转而成为大藏省管辖下的租税正。

大藏省是明治政府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最高机构之一。挑选涩泽荣一这样一个既有出国考察经历，又有实际经济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大藏省，确实是一个必要之举，而涩泽荣一日后的一系列工作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涩泽荣一在明治二年（1869年）11月入仕明治政府之时，鉴于大藏省所辖事务混乱，即向大隈重信建议设立一个名为"改正挂"的机构，专门调查和整顿部内的相关事务。涩泽荣一在担任租税正的同时，也兼任这一机构的"挂长"。在任职于明治政府期间，涩泽先后参与了有关度量衡、税租制度、货币和棒禄制度，公债发行、邮政制度的改革，以及铁路修筑方案、《国立银行条例》、会计法和各官厅事务章程等制度的制定和废藩置县的实施等等。在整顿明治初期的财政制度，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针和规划等方面开始崭露头角。在这一时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年写成的《立会略则》。这个著作是涩泽荣一根据自己海外考察股份公司的心得体会而写成，向日本各界介绍了设立股份公司株式会社的宗旨、要领和规则。由于涩泽在民部省和大藏省的不俗的组织才能和高效的办事能力，他颇受同在大藏省为官的井上馨的赏识。在涩泽荣一任租税正时，其上司正是时任大藏少辅的井上，而当井上升任大藏大辅的时候，也将涩泽提拔为大藏少辅相当于现在的次官。

明治六年（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但是，涩泽荣一递交了辞呈，弃官从商。辞官后组织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到19世纪中叶，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成熟阶段。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较，股份制企业的优越性在于它用社会资本的集中使用代替了分散的资本积聚，使企业规模难以适应工业革命要求的状况得到了改变，也使企业的社会功能和各种经营资源的运用效率随之得到了飞跃性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企业制度本身也显得比较复杂，对于日本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一制度，并成功地加以引进和普及，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涩泽荣一考察西方国家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一些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相继到西方国家做过访问和考察。他们注意到了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重要作用，并在回国之后通过写文章和翻译西方有关书籍，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做过相应介绍。此外，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也意识到引进西方股份公司企业制度的必要性，并参照股份制的形式组织各地富豪成立半官半商性质的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然而新政府所做出的这一尝试，没过多久就归于失败，由于经营不善，这两个会社先后倒闭破产。

这种情况引起了涩泽荣一的关注和思考。当时他以大藏省官僚的身份，从国家经济制度的高度，来审视和研究引进并普及股份公司制度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他认真总结相关教训，认为通商会社和汇兑会社的失败，虽然是官商作风横行企业、经营者不思进取的结果，但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缺乏民营经济思想，民间工商业者对股份公司的本质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两相交错，导致股份公司在日本的变味。于是，涩泽从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证这种新型治理结构在日本的实施推广。涩泽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写了一份《立会略则》，后来又著述《论语与算盘》。

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

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他对《论语》和《大学》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

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全体国民都希望富有，但人有贤与不肖之别，有能与不能之差，谁都不应期待与某某一样富有，而且，财富的平均分配只能是一种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