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切不可忘记，80年代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所确立的《巴黎宣言》上的一句话：“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 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进行商战，需要造就一代适应现代经济要求的现代商人，这批商人即我们所说的新儒商。振兴中华，需要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需要新一代儒商。新儒商概念的界定就是，秉承中国传统人文美德，融会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的商人。笔者根据古今中外儒商成功之道，并结合时代特征将其经营理念概括为以下六条：
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儒家鼻祖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就是说，如果能富起来，就是我给人赶车作仆也愿意干。做生意赚钱，更是天经地义。孔子的高足子贡（端木赐）就是一个善于经商而致富的“儒商”，孔子赞赏说：“回也其庶呼，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就是说，他不愿意当官，而要经商，在经商中又会把握时机，从而赚钱致富。
应当理直气壮地讲，经商要赚钱，并且要多赚大赚，争取利润最大化。只有如此，才能激发人们开拓进取、承担风险、推陈出新，努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赚钱？赚了钱如何花？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就是说，赚钱必须用正当的手段，取得正当的利润，或者说赚钱必须是“义利并重”、“合义取利”，通过勤俭致富、智慧致富、信誉致富、互利致富等。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要舍“利”而取“义”，绝不可以危害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去致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致富，以违法乱纪去致富等。
儒家不仅提倡以正当的手段赚钱，还倡导有了钱要“经世济民”、“乐善好施”、“为富而仁”，用现代话来讲，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中国战国时期的儒商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屡聚屡散，散给了贫穷者，送给了国家。司马迁称赞他“富好行其德者也”。为商人树立了一个“为富而仁”的榜样，人们尊称他为“陶朱公”。中国近代和现代，有许多商人，慷慨地将钱财捐赠社会，兴办教育，资助残疾人福利事业，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向受灾、贫困地区脱贫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帮助贫困地区致富。侨商陈嘉庚、胡文虎将经商所赚之钱用于办教育和社会福利，堪称典范。新儒商应是既有赚钱的目标，更有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目标，正如南京一位“下海”的教授所说：“做人要顶天立地，济世当富国强民”。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人民的富强紧紧连在一起，他们认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顺理成章，他们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二、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
商场上的竞争，是否善抓机遇，在机遇面前果敢地进行科学决策，对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儒家讲“天时、地利、人和”，兵家讲“势”，道家讲“道”，都是说成功者必须顺应规律，抓住机遇。中国古代几位著名的商家都毫无例外地是善抓机遇、果断决策、从而取胜的行家里手。子贡经商能做好“与时转货赀”，即善于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的时机，从事转手贸易，买贱卖贵，从中牟利。范蠡经商很善于审时应变，他曾说过：“从时者，犹救火……惟恐弗及”。白圭的经营特点更是善于“乐观时变”、“智与权变”的高手，但他一旦看准时机，则当机立断。古人总结白圭经商能抓时机的特点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其捕捉商务时机，拍板决断，迅猛、果敢、敏捷之状不言自明。
机会是企业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但要抓住它，必须了解机会的特性：一是普遍性，有市场，有经营活动，就客观上存在着经营机会；二是偶然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是说明；三是消逝性，机会的出现是与客观条件相连，当客观条件变化时，经营机会就会消失或流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说明了机会的消逝性；四是开发性，即经过经营者的主观努力，创造出经营机会出现的条件，从而引导消费，创造市场。当今世界一些大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研究开发资金，研制新产品，创造机会，引导消费，占领市场，席卷机会创造的丰厚利润，就是充分利用机会的可开发性。
机会和风险是共存的。如何减低风险，关键在于根据时间、地点、条件来利用机会，来科学决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明星”企业变为“流星”，关键的一条是在机会面前，错误决策，从而坐失良机。决策要跟着科学走，绝不能跟着经验走，跟着感觉走，更不能跟着“神仙”走。特别是企业的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决策，必须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企业内部的条件而制定。捕捉经营机会，进行科学决策的基础是获取信息。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当代商人，必须关心了解政治信息。“处处无心处处空，处处有意常有金”。要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必须作个“有心之人”，正如科学家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所说：“机遇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只有“有准备的头脑”才可能对已经出现或潜在的变化，作出科学的预言。
三、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
中国阴阳家有句名言：“穷则变，变则通”。兵家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无论何事，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常变常新。企业要适应市场需要，走向成功，也像自然界一切生物种群适应环境一样，在于独特，在于变异成新。谁能在市场上开拓出为消费者需要的独特的新的“区隔市场×，谁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特别在当今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经济环境瞬息万变，在新的环境下，人们的价值导向、道德观念、消费习惯、消费心理等均在变化。企业如何适应多变、快变的时代，求得生存和发展，除了以市场为导向，制定合理的目标和企业发展战略并不断创新外，别无选择。
当今社会，企业可创新的方面甚广，但必须抓住各种创新的中心环节——企业技术创新。只有创新技术，才能创新产品、创新质量；才能降低经营成本，扩大市场占有率；才能提高企业信誉，扩大企业规模；才能使企业鹤立鸡群，独领风骚；才能使企业进入良性循环而“长寿”。今天美国的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之所以能称雄于世界，就在于他们以知识作为资源，分别创造出并控制着更先进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中心处理芯片。我国的北大方正集团今天在汉字出版系统软件中能占有全球市场的80％，全在于产品的技术创新。
四、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
得人才者得天下，办企业与夺天下同理，在商战中企业的兴衰根本在于人才。中国清代道光年间晋商李宏龄设立的“日升昌票号”（经营汇兑业务），当时能成为同行之冠，发财扩张，在全国设分号24处，主要是任用贤才雷履泰为经理，实行经理负责制，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
用人必须坚持德才标准。宋代政治家司马光提出：“才者，德之资者也；德者，才之帅也”。离开德谈才，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离开才谈德，德可能成为空谈，德是前提，但有德无才，就不能对企业做出成绩，作出贡献。在坚持德才标准中要注意三点：一是勿求全责备，“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扬其长，避其短，就能避免埋没人才；二是选才勿用一把尺，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知识、才能，要根据各方面的需要，选用不同专业、不同能力、不同气质的人才；三是要有科学的考察方法，要避免唯专业或学历论，要以实际工作能力为依据考评和选聘，考评之法可多样化，切勿拘泥于公式化。
任人为贤，唯才是用。这里首要的是把人才放在适合的岗位上。现代人才观认为，企业的兴盛不能仅靠一两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是要靠一定数量的具有各种专长的人才，在各部门、各环节发挥作用，并能协调配合、互补优势的人才群体，从而产生1＋1＞2的功能。 专才别用是对人才的压抑和浪费。用人还忌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优材劣用、劣才优用等，尽力使“职”、“能”统一，责权相称，否则，安排不当，人才也可能变“庸才”、“蠢才”，“龙”会变成“虫”。善任的关键在公正，唯才是用，必须做到不拘一格。用才必须和育才结合。倾心求才，放心用才，热心护才若不与精心育才相结合就非完整的用人之道。对企业而言，育才不仅是为适应当前岗位所需，而且对稳定职工队伍、储备企业发展后劲有着重大的作用。
以诚信凝聚人，以激励调动人。在孔孟的“仁义礼智信”为人之道的直接影响下，逐步形成了“诚信为本”的中国商业伦理。过去和现今我们常看到一些商人供奉关羽，这除了尊崇之意外，主要寓意是要象关公那样“忠诚”、讲“信义”。“诚信”不只是对外的承诺，也是对内部组织的行为准则。在新加坡起步，马来西亚发迹的南洋华裔商人李光前的南益集团，控制着全世界1／4的橡胶资产，被认为是十大华裔富商之一。其成功源于他归结的“诚实、信用、严明、谨慎”八字治商真言。由于他对职工讲“诚信”，不仅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同时引出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积极性、创造力。
五、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
凡有人群活动的组织，就必须有管理。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已证明了“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科技与管理两个轮子一起转”观点的正确性。管理的类型，以大类分，不外“硬”、“软”二种。“硬”管理是以物为中心，通过法律、规章制度、刑律、纪律等进行规范、控制约束人；“软”管理则是以人为中心，通过教育、满足需要、引导、激励等，以唤醒人的自觉，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孔子的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仁”。“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仁字就是要解决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仁”施于政治，谓之“仁政”，也就是治国必须以仁德为本的礼制取代以刑政为主的制度。就是说施“仁政”就可以团结各方，促进发展。从儒家伦理看，他们是以人为中心，实行软管理的积极倡导者。中国许多“老字号”深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掌柜的”善待“伙计”；“伙计”尊从“掌柜的”，“出钱的”和“出力的”同心协力，达到了“合义生利”之目的，因为“赚得了人心”必然产生更大的效益。
管理实践自古有之，但作为一门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工厂制度的出现，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协作劳动成为基本劳动形态，才应运而生。开先河的是美国工程师F.W.泰勒创立的把人当成物及理性的科学管理（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之后出现的是美国梅奥教授从“社会人”出发，创立的以人际关系为指导的行为科学管理。20世纪80年代在管理理论上出现了一颗“明星”叫“企业文化”的理论，它把现代管理理论与文化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被誉为“企业的灵魂，企业成败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管理理论又面临着新的革命，“人性化管理”理论已初露端倪。从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看，是不断从以物为中心走向以人为中心的过程，是不断从硬管理走向软管理的过程。
以“企业文化”管理而论，其特征的核心在于它的人本性。它最本质的内容就是强调人的价值观、道德、行为规范等“本位素质”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日本索尼公司淡化了等级观念的家庭管理，有重视员工归属感和成就感而成功被誉为亚洲“洛克菲勒”华裔印尼实业家林绍良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日安徽合肥的荣事达集团公司靠“和为贵”的理念使一个经营不景气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洗衣机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取得持续发展的巨大成绩。荣事达集团它不仅用“和”字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之道，而且用“仁爱”之心赢得了信誉，赢得了效益，赢得了企业快速发展。
六、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企业从本质上讲就是满足顾客的需要，消费者购买的也不只是产品，而是需要的满足。企业要满足顾客的需要，首先要弄清消费者是谁？这个“谁”既包括了明显的，又包括了潜在的。在现代社会市场被细分的情况下，弄不清目标市场或目标消费群体，“四面开花”，最后结出的肯定是“苦果”。其次，要弄清消费需求是什么？消费者要得到的不只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带来的服务，即产品效用。
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价格是重要因素，但处于优先地位的是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企业只有用质量高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赢得顾客的信赖，才能建立起信誉，才能在任何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老字号“同仁堂”药店，从清康熙年间建立，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享誉中外，其成功之道就是以质量取胜。诚如商谚：“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头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人们追求的质量问题已成为商家存亡攸关的头等问题。创名牌的本质就是创质量，产品和服务要成为名牌，离开了质量为本，就是一句空话。深受儒文化影响的日本，20世纪70年代复兴起来之后，之所以能够不用枪炮“侵略”世界各国，靠的是名牌，靠的是产品质量。为了质量，许多公司提出“零缺陷的质量管理”铁律。有的提出“100－1＝0”拍经营公式，即100件产品中有一件次品，就会在信誉上蒙上阴影。松下幸之助又把这一公式转化为“1％＝100％”， 因为1％的次品，对购买次品者说是100％，对出售者来说，就是1％的次品把99％的优质品套在了耻辱圈中。
什么是质量，用什么尺子衡量质量优劣？专家、商家一致认为，就是使消费者满意，消费者满意才是衡量质量优劣的真正尺度。这充分体现了顾客第一的思想。当今，顾客满意度，不仅包括了实质产品（基本功能）和形式产品（包装、商标等），同时包括了扩增产品，即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产品之间的技术含量日益缩小，在产品本身的质量已不相上下的情况下，与众不同的优质服务，就成为在商战中赢得主动的唯一法宝。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商家有“热情周到、文明礼貌”服务的传统，诸如笑口常开，迎来送往，不依衣帽取人，不依买多买少、买与不买论“相敬”，“买卖不成仁义在”，生意人从仪容到语言甚至举手投足均有规范要求，处处给顾客以方便，使顾客“宾至如归”等。这些优良传统，十分值得今日之商家效法和发扬光大。
今天的文化，离不开昨日的积累，现代思想无不打着祖辈的烙印。今天生产的枝和叶，都与根相连，今天收获的果都与祖先们勤劳播种息息相关。无论今天的现代西方管理，或东方一些国家经济崛起，无不从中国传统儒文化中吸取精华，指导实践。美国学者莱尔逊80年代中期写的《工商管理硕士速成》将孔子管理思想列入其中就是证明。更不用说日本在商战中，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华运用得淋漓尽致。有位日本学人认为，二战后一代新商人成功之道的文化渊源来自三子（孔子、老子、孙子）、三书（《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三种学说（儒家、道家、兵家）中悟出的经商理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需要程度，需要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儒商自古有之，但在我国真正入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新儒商这个概念的提出，旨在回答市场经济的主角应是个什么样的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主力军应是什么样的人？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推动者是什么样的人？数今日风流，看新一代儒商！
